◎邱顯智 律師
2011年我從德國回到台灣，2月8日開始踏入新竹羅秉成律師的事務所實習，如今過了8年，往回看，卻覺得已經過了好久了。
律師是一個相當神奇的職業，就是在執業的過程中，常常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。
2002年考上律師後，隔年參加律師訓練，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隔年台北大學法研所畢業後，入伍當兵。
當時考上軍法預官，後來分發到國防部台南監獄當監獄官。在六甲當兵的日子，每天擔任行政科的監獄官，負責管理收容人的入監、出監、判決書等資料。 第一線的實際接觸收容人，帶我相當的震撼。許多軍監的收容人，出身在很貧困的家庭，很大的比例，家庭支離破碎，我當時隱隱約約覺得，家庭有沒有溫暖、有沒有愛這件事情，對這些收容人為什麼來到這裡，有很大的影響。
但台南軍監給我的更大的震撼是，遇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個冤錯案。
某日接到監察院打來的電話，詢問是否有一名犯人叫王瑞豐，正在我們監獄服刑，因為他的家屬不斷陳情，控訴軍方亂判，要求監察院調查。
彼時尚未流行詐騙集團，但我想，這通電話應該真的是監察院打來的，基於好奇心，我拿起王瑞豐的判決書細細閱讀。這一讀讓我一夜失眠。
這個案子是，某日在高雄六合夜市，有兩個歹徒騎著一部機車搶著一位婦人的皮包，這位婦人馬上（載著兩個小孩），在六合夜市內追逐歹徒，前後將近十分鐘，最後追不到就記下那位歹徒的車號。這輛被記下的車號就是王瑞豐及其友人某甲的車子。
靠著被害人的指述，王瑞豐及某甲都被抓進了警局。兩人均詳細交代當晚的行程，就在婦人搶案發生時，兩人正在理頭髮，理髮店的老闆娘可替兩人作證。但是警方不顧六合夜市人來人往，被害人有可能指證錯誤之風險，且皮包也沒找到、贓物也不見，兩人也毫無前科，還是將兩人移送法辦。
因為王瑞豐當時正在服役，因此適用軍法審判，某甲則適用普通法院審判。
審判結果，王瑞豐一路判有罪，軍事法院認為王瑞豐載著某甲，搶奪婦人皮包，判五年入監服刑；而某甲於普通法院則列舉十幾點被害人指證錯誤之狀況，判處無罪定讞。
看著卷內某甲獲判最高法院無罪定讞，羅列的那十幾點理由，我徹底失眠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天還沒亮，我就出現在王瑞豐牢房門口。我把王瑞豐帶到一個小房間，兩人對望一眼，我還沒開口，沒想到他第一句話竟然說：
「怎麼那麼扯啊！！！」
我微愣。尋思：是說那件事那麼扯？接著他很氣憤地說，他真是不敢相信，法官居然會一路這樣判下來，最後他竟得坐牢。嗯，不用懷疑，他說的就是判決，我不能再裝傻。
剎那間我有一種羞愧感，畢竟自己也是這個體系裡的一員，我已經忘了後來我對他說了甚麼，第一次見面就在負疚感中，草草結束了，不，應該是說我落荒而逃了。
王瑞豐嘗試過非常上訴，聲請狀寫著，怎麼可能一輛摩托車被軍法機關認定被騎去搶奪皮包，司法機關卻認定被害人指證錯誤，不是這一輛？這兩者如何同時存在？檢察總長駁回，理由：這是事實認定的問題，不要來找我。
於是王瑞豐一天又一天的在牢裡，好個「無彩青春」。
信件檢查是獄方必做的工作之一，而王瑞豐帶給我們最大的福利，就是他與女友的信。王瑞豐與他的女友（這位女友後來成了他老婆）之間書信往來頻繁，閃的讓我們睜不開眼睛，有時讓我誤以為聶魯達正在這裡。
愛情的美、冤獄的苦、青春的喂嘆，都寫在這幾百封的信裡。他的女友，則從頭到尾相信王瑞豐的清白，這可能是他被國家徹底否定後，最重要的一根浮木。
有一天，我的長官神秘兮兮的給我一封國防部寄來的信，說是禮物。打開一看赫然是：王瑞豐的假釋令！！白關了兩年多，終於，要出獄了。
王瑞豐提著裝東西的塑膠袋，裡面僅有兩百多封女友寫給他的信。衛兵喝令必須把要攜帶出獄的東西放在桌上檢查，王瑞豐把每一封信整齊的摺好，放在桌上，再小心翼翼的放回塑膠袋，那是小王子王瑞豐的玫瑰花。
檢查完畢，王瑞豐即將步出總門，王瑞豐的眼睛一直看著我，我對他報以微笑。目送著王瑞豐的背影，南台灣美麗的夕陽映著他長長的影子，王瑞豐走到大門衛兵處，我拿起總門電話，做了最後的工作：
「這個是XXXX號，假釋出獄，開門讓他出去。」
掛上電話後，看著滿天夕陽，我終於還是忍不住留下眼淚。
由於親身的經驗，後來我看到案件，都會不自覺地再三尋思，是不是有錯誤的可能。
退伍後到德國讀書，先在語言班，後來進入海德堡大學，以康德的和平理論取得法學碩士學位後，通過博士資格考，繼續攻讀博士。然而在2010年，博士指導教授BRUGGER在10月忽然在課堂上倒下，三週後因腦癌病逝於海德堡醫院，享壽才60歲。
該年11月我的大女兒剛出生，在女兒出生兩個月後，想到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忽然過世，將必須尋找新的教授，想必有一番波折，而太太一人在竹科上班，還要照顧幼兒，於是在2011年1月決定回台，負起養家的責任。
回國在羅律師的事務所上班，第一天他就給我一個袋子，
「張娟芳說鄭性澤案是冤案，你研究一下！」
從此我便開始接觸鄭性澤案。由於在台南軍監的經歷，使我真的認為，確實有冤案的可能。後來便加入了鄭性澤案的律師團，跟著羅律師一起做鄭性澤案。
在羅律師的事務所出入的有巨商大賈，也有販夫走卒，我親眼看到羅律師願意花兩倍、三倍的時間，和弱勢者談案子，分文不取，使我非常感動。
在羅律師的事務所實習結束後，我到台中獨立開業，理由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很好笑。
當時我爸爸在2011年的5月得了腦癌，在嘉義長庚醫院開了一個十多小時的刀後，醫生說情況嚴重，以後還要化療，也不可以在嘉農繼續教書了。因此爸爸在該年申請退休，離開教了30多年的嘉農，開始在醫院跟家裡來回跑的日子。
我當時已經離開台灣6、7年，剛回國就遇到家裡的重大變故，又不想讓媽媽一個人載著爸爸奔波，於是跟太太商量，該如何是好。
後來我們想出一個點子，既然太太跟小孩在新竹，爸爸需要常到嘉義長庚做化療，不如就到台中自己執業，這樣可以兩邊兼顧，而且自己執業比較自由。於是就做了在台中執業的決定。
開業只要有一個空間和一隻電話就夠了。
但起初無任何生意，每天我都在事務所看德國小說度日，到了下班時，就自己把門關上回家。
後來，我想起「鄭性澤案」的當事人鄭性澤剛好關在台中看守所，於是反正也沒事做，我幾乎天天到看守所跟鄭性澤聊天。
我們聊著彼此生活，鄭性澤也分享被關了十多年的絕望，當時，我真的能深刻理解一個被冤枉的人的痛。律師的長處在於，比一般人更能貼近當事人，密切談起話來非常有臨場感，每當會談結束，兩人走到走廊的分岔點，一個向左轉離開監獄，另一向右轉回到監獄，想到他身上的死刑，心裡非常難過。
在鄭性澤案的過程中，不管是非常上訴或再審，都是以失敗結尾，但我發現羅律師從未選擇放棄，而是試著用更多方法讓鄭案翻身。甚至把上一次聲請非常上訴的狀紙，再疊在下一次聲請的後面，讓挫折也成為養分，這影響了我後來在辦許多案件的態度，雖然失敗也不輕易氣餒。
終於，鄭性澤在2016年5月3日，成功再審走出台中看守所，當場大家都流下感動的眼淚。
在台中執業時，偶然接觸了洪仲丘案及關廠工人案等社運案件時，2013年夏天洪案剛發生時，洪爸爸來找我，他說洪仲丘讀成大，放假的時候在家幫忙農務，同為農村子弟的我，當然能理解洪仲丘在軍中被霸凌與欺負之痛，於是我決定相挺。我馬上找了劉繼蔚、李宣毅等關廠工人案的律師一同參與。
沒想到，在該年7月的軍檢開庭中，我們吃足了苦頭，常常開庭開到天亮，才走出軍檢署。軍事檢察官態度傲慢，連洪仲丘的死亡證明書都不願意開，讓我覺得難過至極。但出乎意料的，8月3日仲丘出殯前的遊行，居然有25萬人，為了一個不認識的士兵站出來，因此而推倒軍事審判制度，這讓我深深地相信，只要公民願意站出來，我們一定可以一起成就些甚麼。
洪案之後台灣的社會運動，更加的風起雲湧，因為我一直住在新竹，在台中執業，每天往返於新竹跟台中之間，因此參與了在苗栗的許多社會運動案件的辯護工作，包括大埔丟鞋案、苑裡反瘋車案、華隆工人案等。跟常常跟許多律師，在警局與地檢署幫學生陪偵、辯護。
到了2014年3月，爆發了太陽花學運，許多社運團體開始集結，醞釀組成第三勢力的政黨，我也在2015年1月加入，與許多社運的律師、夥伴組成新的政黨時代力量。
到了2015年2月，因為時代力量找不到候選人參選，身為一個獨立執業的律師，好像參選比較沒有後顧之憂，於是我在新竹參選立委，結果雖失敗，但卻得到三萬六千票，這些選票，也成為時代力量在新竹選票中的基礎，並在接下來的2018選戰中，讓年輕世代透過時力這個平台，推動政治上的轉變。很幸運在2018年我所負責的竹苗地區選戰中，提名7位年輕世代的候選人，當選了6席議員。
2019年過年後當選時代力量黨主席，負責處理規畫2020的選舉，對我來說是艱困的挑戰。
但對我來說，政治的改變跟理想的實踐，從來不是靠一個人、兩個人，而是跟洪案、關廠工人案這些案件，並沒有甚麼不同，它需要眾志成城的力量。譬如關廠工人案，最後有57位律師一同參與才能成功。
更重要的是，跟每一位律師做的事情一樣，當一個在雨天的時候，為當事人撐傘的人。期盼可以幫更多優秀有理想的年輕世代撐傘，讓他們真的可以在台灣公共政治的領域，去為更多弱勢者來努力。
（作者意見，不代表公會立場。）